行走江湖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
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接着
，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 ’，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
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
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
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
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
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
，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
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
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
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
，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
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所以，除了“带工”老
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等之外，这工
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
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带工
，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
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还用说？住
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
，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
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我们是同乡，有交情。？？
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两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
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
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食宿，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的收用，生死疾
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属于五十个以上的带工所管。她们是替带工赚钱的“
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少一点的三
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排场大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屋，还
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当晨光初显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
满了。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有的
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
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
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
，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
。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所谓粥，是用乡
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
“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
。她们一窝蜂地挤拢来，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吃。添粥的
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
有的。轮着擦地板或倒马桶的，常常连一碗也盛不到。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还
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
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机器”们前
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之后，尤其是四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厂
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他们大量用这种没有“结合力”
的“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
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
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
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
“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
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
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
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
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
，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
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
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
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
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 头上。这是冬天，外面
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在“管理”上是极有
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 “工房重
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
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
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
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厂方把她们叫做“试验工”和
“养成工”。试验，意思是试验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意思是将一个“生手”养成“
熟手”。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
、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
。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
负下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
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
去。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
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
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
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
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
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
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
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非特不能
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
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总得请你帮忙，
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黑窑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
小福子的黑窑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老板娘走
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
得比平常格外着力。老板娘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 “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
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
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 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
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他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孩
子坏得很，懒惰！” 　　  
　 “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
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
、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
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
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
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位作家索
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
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 “劳动强化”。统计的数
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
，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
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
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
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
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
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
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
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
“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
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
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
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
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
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
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
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
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
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
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
。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
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
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二：

6月17日父亲节，然而就在这一天，一个与400多个父亲密切相关的帖子被“顶”上天涯论坛的头条——《罪恶的“黑人”之路！
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帖子的开头这样叙述：“我们是那些不幸被骗到山西黑窑场做苦工的孩子们
的父亲。我们的孩子因为年龄小、涉世未深，只身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
上车，以500元的价格卖到山西黑窑场做苦工……”
这个带血的帖子空前地打动了许多网民的心。跟帖中，网民的文字中流动着悲愤。17日下午5时许，记者打开这个帖子时，
点击率已近60万，跟帖高达2万多条。在众多的跟帖中，山西曝出的黑砖窑苦工现象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黑窑亲历者惊心讲述
我在黑窑中的噩梦

□陶恩晋
山西黑窑事件发生后，一些从黑窑中逃出来的亲历者也频现坊间。几番周折后，6月19日上午，记者与一位湖北籍亲历者周勇
取得联系，得知其逃跑经历。在接受采访时，周勇说，他曾向多家媒体反映过这件事，但最终不了了之。现在，他很高兴这样
的事情终于引起社会重视了，但心里却有点悲凉、悲伤，因为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就有类似的
事情发生了。“可是受害者的声音是微弱的、无力的。”
高中毕业后，周勇在北京认识了一个老乡，因为没有钱住宿，所以就睡在火车站。一天，一个操河北口音的中年男子过来问
他们是不是在找工作，他说可以介绍他们工作，于是，他们就这样跟那人上了火车。
在定州下车后，那人骑摩托把他们载到一个很偏僻的砖瓦厂。
“我们一看，傻眼了。回头想找那人时，几个打手冲了上来，打了我们一顿，并且抢走了我们的行李、钱和证件。”
“砖瓦厂的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挖土、整碎泥土、制胚、风干，然后烧制成红砖，都是用手工。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来，
5点左右就上工地干活，到晚上9点多才收工。每顿吃的就是两个黑馒头加一碗看得见影子的菜汤，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加高
强度的劳动，工友们都很憔悴、很瘦弱，身上的伤口一看就知道是被打的。”
周勇和他的老乡干了半天活后，手和脚就都磨出了血泡。当天，他就开始筹划逃跑。
“我想晚上趁天黑逃跑，但晚上睡觉的时候，二三十个人挤在那么一间小屋子里面，有人提个破夜壶进来，门就被锁上了。”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周勇摸到厨房拿了把菜刀揣到怀里，然后对老乡使了个眼色，借口上厕所，绕到屋后，拔腿就跑。
但刚上大路，就被窑厂的人发现了。“当时，他们开了个农用三轮车追上来了，黑压压的一车人。他们越追越近，我们就往
小路上跑，他们跳下车接着追。我火了，迎了上去，抽出菜刀乱砍，砍伤了他们两个人之后，他们不敢紧逼了，就拿砖砸我们。
我们又跑回大路继续逃，我因为脚底有血泡，实在跑不动了，就把菜刀递给我那老乡，让他先跑了。我坐在那里，那群人追上来
之后，一顿猛打，我实在也没办法，只好护住要害，任由他们打。他们狠狠打了我一顿后，见我没反应了，就继续追我老乡了。
他们走远后，我站起来，向一个过路人询问清楚了派出所的地址后，摇摇晃晃地找了过去。那个派出所名字叫留春派出所，
警察给我做了笔录后，用车把我送到窑厂，拿回了我的行李、证件等物品，还给我买了张去北京的车票。我能逃出那个地方
已经庆幸万分了，其他都不敢多想，赶紧离开了那个地方。周勇所在的那个黑窑厂在河北省定州市高棚镇富村三组，这是他从
警察那里得知的。与他一起逃跑的老乡一直没有和他联系，至今生死不知。
如今回想起来，周勇依然后怕，他对记者说：“我当时进去了两天就逃出来了，要是当时逃不出来,被抓回去往死里打,逼你干活,
时间长了,人的头脑也就没这么灵活了,慢慢就会习惯了奴役。”
虽然只被关了两天，但这两天的生活给他留下的创伤却是终身的。他说，那年他18岁，已经如此不堪，那8岁的童工在这样的环
境下，“我能够想像得出来那些孩子的无助、恐惧和绝望。”

引用评论：只节选了一段论述中国大陆利率政策的部分，低于已经人为的低估过的通货膨胀率
的实际利率成了借贷人剥夺存款人财富的一种手段，只是这个手段更加隐蔽 ，更加稳定。
我一直觉得居民存款利率不应该只是一种货币政策的工具，而应该包含对占有少量财富的大
多数人的一种关怀，应该是一种对处于财富分配不利低位的大多数人的一种补偿。实际负利率把
居民存款都赶到了迅速聚积着风险的资本市场，一旦在虚拟经济领域出现资产贬值，那这些可怜
的投资者就面临破产的威胁了。谁将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利呢？不言而喻嘛。


卢麒元：中国新利益集团是很狼的一代（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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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朋友无法理解中国的楼市和股市，何以如此的非理性？香港的学者问笔者，市
场非理性的背后，注定是经济政策的非理性，何以经济政策会如此的非理性？笔者无言
以对。当我们的目光，越过政策，检视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们，不禁一阵阵凄楚。这是怎
样的一代人啊？ 

  任何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源于货币政策。中国的货
币政策，包含了三重对民众的剥夺： 

  第一、绝对低存款利率。绝对的含义，就是无论是比较通货膨胀，无论是比较国际金
融机构标准，无论是比较贷款利率，都是绝对的低水平。这意味着，剥夺存款人应得的
利息收入。笔者估算，这种剥夺绝对值可能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每年民
众失去8000亿元的收入，而中国的市场也同时失去8000亿元可能的消费；这就直接导致
内需严重不足，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外汇结余过快增长；这也就使得民众生活改善缓慢
，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过，却导致一些特殊企业获得超额利润。 


  第二、利息税。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应该着眼于三个方面：国有资源的转让和使用收费
；法人和自然人的收入所得；财产转移、商业经营和商品交易过程的必要税费。但是，
我们却竟然长期选择了利息税。从民众羞涩的钱袋中拿走不道德的税收。相对应的是，
理应建立起来的，针对富有人群财产和收入的课税却迟迟无法建立和无法有效实施。利
息税，作为国家困难时期，民众帮助国家的一种手段，无可厚非。但是，历经数年，国
富至此，仍刻意刻薄取财于贫苦民众，虽取财而失德，意义何在？ 

  第三、高存贷差。中国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富不过金融。中国的腐败和低能，滥不过
银行。然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却给予银行等金融机构高于世界普通标准数倍乃至数十
倍的存贷款差额，形成银行在低能、低效、贪腐之下，仍然保持极高水平的收入。这种
存贷差收入，本质上就是对民众存款收入的剥夺和对银行关联利益团体的利益转移输送
。随着大型银行的海外上市，由民众提供的所谓利润，也就是被剥夺的存款收入，成为
全世界投资者分享的奶酪。 

  除了这三重剥夺，还有更为严重的政策导向：那就是政策性驱逐。负利率，特别是高
额实质负利率，对民众持有资金，主要是存款有强烈的驱逐效应，迫使民众资金追逐增
值资产，以达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否则，高额实质负利率将迅速吞噬他们可怜的存款
。与此同时，由低利率转移出来的8000亿元的利益输送，形成金融机构、垄断企业、大
地产商等低利率受惠团体的高额回报，最终表达为这两年某些企业高速利润增长，这就
使得A、B、H股股票，变得如此美丽，足以构成对民间资本的强大诱惑。在中国相对狭窄
的资产市场中，只有两个可以容纳民众资金的蓄水池：楼市和股市。民众在负利率驱逐
下，蜂拥冲入。 

  于是开始最后的剥夺：富人对穷人的剥夺。或者说新利益集团对民众的剥夺。这是在
现行制度与法律范围之内，通过资本控制、信息控制、甚至政策调整进行的，合法合理
合情的，有组织、系统的、大规模的剥夺。

甘阳（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再过两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用中国的老话说，这个新中国成立
已将一甲子。我以为，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
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象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把改革
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
（1979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
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
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
，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
，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
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
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们，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
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
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
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
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
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
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
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
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
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
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
，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
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
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
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
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
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
基本纲领的提出。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
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
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
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
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我认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
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
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
，“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
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
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
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
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
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
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
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
的很多重新讨论，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
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
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
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
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以及讲结婚离婚的
日常伦理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种传统的并存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如果我们以香
港社会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出，香港社会有上面说的第一种传统（市场和自由的传统）
和第三种传统（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但香港社会没有上面说的第二种传统，即没有强
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因此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致力
改善这种不平等，但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美国作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出，美国有上面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传
统，即自由和平等的传统都非常强烈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就是美国的基本国
情，但美国没有我们上面说的第三种传统，没有什么人情和乡情观念，更没有人情和乡情
背后的一整套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
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
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
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
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
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
”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
机制来达成，而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
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甚至冲突，但三种传统形成矛盾，张力和冲突，
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一种传统排斥压倒其他传统才是坏事。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
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游戏”政治格局。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
，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　　　
　　　　有人或许会批评说，以上这种看法有否定“阶级斗争”的取向，对此我将回答说
，我们今天或许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
”的重要思想。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
部矛盾”，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 “敌我矛盾”。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人以“
政治正确”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同样，对于现在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文化研究
的所谓“性别，族群，和阶级”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倾向，我们也有必要强调，男人与女
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族群矛盾也是
可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和平地解决的，任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你死我活
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对西方流行的种
种所谓理论，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我们都必须批判地加以检讨，而不应随便拿来就
套。事实上现在“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东西”，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
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
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
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
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
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 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
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
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本文附录：“关
于中国的软实力”）。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从以上的视野出发，我在近年来曾借用从前中国传统公羊学的一个说法，提出中
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亦即认为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
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
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同时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
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将暂时搁置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
而比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关于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首先，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亦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当然有其
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我
们现在必须强调，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
放弃了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
。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
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
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
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
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
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
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
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
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
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1978
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
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12 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
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
，80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
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他们远比中国更早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政治
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
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实际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
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
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
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
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
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
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
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
“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
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
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
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泽东的破坏成性，很少有
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为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这里我
愿引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美国学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亲中派，而是后来曾任克
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中文名字是谢淑
丽（Susan Shirk）。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
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是1993年出版的。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
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
乔夫的改革则是比较符合西方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
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反而高度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
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
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
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
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
功了？
　　　　　　　　
　　　　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实际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
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西方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
国经济改革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
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
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
 “大跃进”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
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
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
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
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　　　　
　　　　谢淑丽认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
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
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
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
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
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
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
，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
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
小而且非常土。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
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
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
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
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
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
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
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
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
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
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
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
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
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
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
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
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
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
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
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
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三年。
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
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
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
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
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
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
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
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
是为什么华国锋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权放利”
，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当时中国很多人其实都反
复强调，“让权放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
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
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
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
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
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中国乡镇
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
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
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
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
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
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
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
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
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
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
“大跃进” 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
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
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
。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
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
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破坏以致摧毁中国建立
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
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1950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
的关系”，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
济”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这些问题
实际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例如晚近以来中国
左右两派学者都强调中国正在形成“精英联盟”与“农工大众”的对立，其实不过是同一
社会学内容的继续展开罢了。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
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
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
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虽然此书有比较强的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
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
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
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
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
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 “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
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
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
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
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
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
本选择。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
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
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
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
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按照刘少奇当时的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
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
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
　　　　　　　　
　　　　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
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从1956 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
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而从1958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
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
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
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
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
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
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
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
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
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
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
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
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
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
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
，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
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
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
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
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
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
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
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
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
，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达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
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 30％，他要把
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
，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现代政党
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
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
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
民众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
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
民主党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
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
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
会结构带进来。中国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
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
　　　　结语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7）中曾以比较激烈
的语言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
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
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
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我在当时因此
曾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
所有人的‘权利’ ？”，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
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尚记得十年前我这篇文章发表时曾引起知识界相当大的反弹，包括许多老朋友都
认为不能接受，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和中国知识界的
实际。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
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更远远超出我当年。同时，大约从2002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
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
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
排斥底层人民，用温铁军的表述，则是有所谓“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的结合，形成对工人
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实际排斥。不管怎样，现在左右两派似乎都在强调，精英和大众的
矛盾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实际可以看出，今天所谓
“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
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
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
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
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辨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虽然这少数常是比较有权势的学
官，但大多数学者现在基本是比较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其次媒体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
，事实上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
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摸黑，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相当多基
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
”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
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
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